湖州味道｜归去来兮：赵孟頫的四十四岁（上）——自知世事都无补，无奈君恩不许归
播音：王然、汇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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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州味道》特邀作者：思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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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孟頫行书《为袁桷书千字文》清拓片
赵孟頫行书《为袁桷书千字文》清拓片和珅题跋
袁桷曾参与宋、辽、金史的撰写，“朝廷制册，勋臣碑铭，多出其手”，据他这个当时人的观察，“上（忽必烈）既厌代，是后南士郎署官亦不复用矣”。贡师泰比赵、袁晚一辈，是元代中后期的政治家、以文学知名当时，《元史·贡师泰传》亦云：“自世祖以后，省台之职，南人斥不用。”清乾嘉学派大师钱大昕考证后也指出：“世祖时南人有入台省者。成宗以后，省台有汉人无南人。”大德元年（1297）十二月，赵孟頫在《先侍郎阡表》明确说自己是在元贞元年（1295）“自济南罢官归里”，继而表示从此“思守先人丘垄，以为终焉之计”，其心灰意冷可见一斑。
这一年，赵孟頫四十四岁。
至元二十三年（1286），元世祖忽必烈作出两个重大决定：一是任命吐蕃人桑哥理财，二是委派程钜夫南下求贤。这两个决定都关联着南人的仕途。在忽必烈在位的中后期，南人的地位并不像后来那样低下，相反还一度“参政议政”，获得了较好的发展机遇，在政治舞台上扮演过比较活跃的角色，但这一机遇却在经历了一系列政争（尤其是桑哥事件）后戛然而止。至元二十三年（1286）到至元二十八年（1291）短暂的五年，也成了元代南人出仕“参政议政”的最好时光。
元世祖忽必烈
忽必烈曾有意作过任用南人贤士的尝试，早在平宋初期，忽必烈就起用谢昌元、留梦炎等旧宋官员。在位的中后期，忽必烈经常在议政过程中鼓励和重视南士发声，并对北人排挤南士的行为进行压制：
（至元）二十四年（1287），立尚书省，诏以为参知政事，钜夫固辞。又命为御史中丞，台臣言：“钜夫南人，且年少。”帝大怒曰：“汝未用南人，何以知南人不可用！自今省部台院，必参用南人。”（《元史·程钜夫传》）
耶律中丞言：“赵某乃故宋宗室子，不宜荐之，使近之左右。”程公奏曰：“立贤无方，陛下盛德。今耶律乃以此劾臣，将陷臣于不测。”上曰：“彼竖子何知？”顾遣侍臣传旨，立逐使出台，毋过今日。（杨载《赵公行状》）
很明显，此时的忽必烈有意识地对南士加以保护和提拔，以示“立贤无方”的决心，南士在忽必烈面前说话也逐渐有了份量。究其原因，一方面，忽必烈深感身边缺乏通究治道的得力文臣，另一方面，帝国财赋重地江南的治理状况仍需改善，这使得忽必烈更加坚定了任用南士的决心。程钜夫求贤归来，他甚至询问：“所荐有可相者乎？”
这确实是南人打开局面、融入元朝中央政府的一个绝佳机会。叶李比赵孟頫更得忽必烈重用，初至京师，忽必烈先将他馆于集贤院中，询问治道，“更命五日一入议事”。随后在立尚书省时，又任命他为正二品的尚书左丞，十一月升右丞。当时尚书省官员中位于叶李之上的，只有四人，此时忽必烈对叶李的信任和重用超出了北方汉人。终元一代，叶李也是南士当中担任行政职务官位最高者，忽必烈对他宠遇甚厚，据称凡有军国大事必问：“曾与蛮子秀才商量否？”
桑哥主持理财时，新进南士，尽管每个人的积极程度不尽相同，却均得以在这一时期崭露头角。叶李倡言更钞法，桑哥则大力推行。程钜夫、赵孟頫等也都曾积极参与，他曾受桑哥派遣，同兵部尚书刘宣到江南推行至元钞法。《赵孟頫行状》记载：“上命时宰（桑哥）位置公，初拟尚书吏部侍郎”，桑哥有意拉拢赵孟頫，打算用他担任较高级别的官职，但最终因为参议高明“持不可”，仅授兵部郎中。桑哥对官员考勤十分严苛，迟到者由断事官行刑处罚，赵孟頫一次因晚至面临受笞，遂“突入都堂”向叶李陈诉。叶李“大怒”，责备桑哥说：“古者刑不上大夫，所以养之以廉耻，教之以节义，且辱士大夫，是辱朝廷也。”桑哥“惭，慰遣公（孟頫）使出。自是所笞者，唯曹吏以下”。桑哥对赵孟頫颇为礼遇，一次赵孟頫行经皇宫东御墙外，因道险“马跌坠于河”，桑哥为此专门奏闻忽必烈，将东御墙向西移筑约二丈。
初期，赵孟頫并不反对桑哥的理财政策，直到后期，政策过于苛急，造成了社会混乱，江南尤甚，赵孟頫才和恩师程钜夫联手，明里暗里反对桑哥。赵孟頫还是比较懂得保护自己，并未公开反对桑哥，而是小心斡旋其间。他“密告”阿鲁浑萨理请免逋欠未征钱粮，并趁读诏书之机说服桑哥。同时，又鼓动彻里于忽必烈面前劾奏桑哥。至元二十八年（1291），积怨日众的桑哥，终于罢职被杀，尚书省机构撤销。这一事件引起了元朝中枢机构乃至整个政权的一系列巨大变动，一些机构陆续被革罢，这一运动持续了一年有余。在这一系列变动中，南士的地位所受冲击尤其严重，大批官员由于与桑哥的关系受到了牵连，尚书省诸臣皆以罪罢职，右丞叶李也以疾请南还。返乡途中的叶李写了一首《纪梦诗》，诗中有云：“我才比石万无一，半世虚负狂直名。年来似有丧心疾，荐共引鲧辜苍生。天诛未加公论沸，日夕惟待鼎镬烹。……当时廷议祇如此，汝悔当复惟相迎。”悔恨自责之情，跃然纸上。他显然意识到了桑哥事件对南方士人的重大打击。半年以后，年仅 51 岁的叶李黯然辞世。
至元二十九年（1292）二月，翰林诸臣还因为曾撰写桑哥辅政碑而受到审查，时已任浙西肃政廉访使的阎复又被罢官。桑哥倒台后，忽必烈指责御史台监察失职，不少监察官员受到了审查与牵连，许多南人的地位受到威胁。时任广东道提刑按察司佥事的庐陵人萧泰登，即在这次机构变动中解职。程钜夫早在至元二十六年（1289），就乘传入京上书弹劾桑哥，但也未能免于被贬的命运。至元二十八年九月，江南行台改组，程钜夫解职归家省亲，不免失意与惆怅。虽然尚有“男儿自合致青云，天上何须问故人”的抱负，但亦深深感到了世事浮沉，因仕途多艰而生倦意。之后的十五年，程钜夫一直外放为官，直到大德九年（1305）才回朝担任翰林之职。
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赵孟頫《致丈人节干除授未定帖》（至元二十八年六月二十六日）
赵孟頫明显也受到了牵连，无法立足中央，《元史》所谓的“力请补外”只是心理和面子上的找补之词。其实早在桑哥伏诛前的至元二十八年（1291）六月，赵孟頫就已经被晾起来了。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有赵孟頫的《致丈人节干除授未定帖》，帖云：“孟頫寓此无事，不烦忧念，但除授未定，卒难动身。”落款的时间为“六月廿六日”。6个月后的至元二十九年（1292）正月，赵孟頫终于外调为同知济南路总管府事。在桑哥倒台后严苛的政治氛围之下，在大都等待未知命运之靴的落地，赵孟頫的如坐针毡、寝食难安是可想而知的。他后来所作《程氏先茔之碑》提到在兵部的同僚员外郎程天赐的经历：“孟頫自兵部迁直集贤，君升郎中；孟頫既外补，君乃间居不复求仕进。”可见，赵孟頫出任外官并不是偶然的个人遭遇，而是当时许多南士朝官境遇的缩影。
古代儒士对君主常以“疏远”自称，多表达自谦。但在元代，这一词却具有更加实在的意义，当时的南士时常将“疏远”挂在口中。面对忽必烈突如其来的信赖：“自今国家政事得失，及朝臣邪正，宜皆为朕言之。”程钜夫只能顿首谢曰：“臣本疏远之臣，蒙陛下知遇，敢不竭力以报陛下！”赵孟頫思虑再三，出面劝说奉御彻里弹劾桑哥，他对彻里所说的，确乎发自肺腑：“桑哥罪甚于似道，……然我疏远之臣，言必不听，侍臣中读书知义理，慷慨有大节，又为上所亲信，无逾公者。”程钜夫《燕公楠神道碑》亦云：“世祖数欲置公左右，辄以疏远辞。”
南宋入元时，蒙古占领中国北方已近半个世纪，汉式王朝的建立也有近20年，早已形成了蒙古人居统治地位、西域各族人（色目人）和北方汉人为辅佐的政治格局。作为降国之民、后至之臣，南士进入元朝政府的形势确实不容乐观。不但在蒙古、色目人看来，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南士为“疏远”，即使对同具汉文化背景的北方汉人来说，南士也属于“疏远”之列。在中国政治史上，南人与北人的互相排挤与力量消长也时常存在。但像元代这样，南人的地位被定在最底层，长期受到压制，实属特例。江南地广人众，是元朝主要经济命脉所在和文化最发达的地区，而南人却居于四等人最底层，这更充分体现出元朝民族等级制度的不合理性。
在元朝的制度设计里，蒙古人在各级机构中均居于长官地位，而处于次要地位的并不是汉人，而是色目人，南人更是少有机会进入中央政权。从中央到地方，从元初到元末基本如此。至元二年，元世祖正式颁布：“以蒙古人充各路达鲁花赤，汉人充总管，回回人充同知，永为定制。”于是就形成了一种特殊的任官制度：由政治经验不多的蒙古贵族担任长官，处于“监临”地位；由汉人官吏办实事，负责日常行政；同时配备一位权位相当的色目官吏来进行防范和牵制。这是一种“用人而疑，疑人而用”的制度，是民族压迫、民族歧视在用人政策方面的制度化。元末农民战争爆发后，元顺帝为了争取汉人、南人的支持，才下了一份诏书，说南人有才学者，依世祖旧制，中书省、枢密院、御史台皆用之，但已经为时太晚了。
这一现象的根源，可以追溯到此前南北中国的长期分裂，北方民族的统治加深了南北隔阂。在大一统的元朝，蒙古统治者本可以通过中央政府对南士的吸纳，更成功地将江南社会纳入中央的有效管理与运作当中。但他们对汉文化长期较为隔膜，提供给汉族士人参政的机会比前代大大减少，而且没有能够成功地处理好南北方政治的弥合问题，遂导致南北士人在政治上的争夺。实际上，北方汉人对南士“疏远”的强调更甚于蒙古、色目贵族。因为南士参政对政府中已踞高位的蒙古、色目人不会有太大影响，但对于身份等级相对接近的北方汉人来说则是一个威胁。事实上，忽必烈正是在对北方汉人丧失信心的过程中转而倾向于任用南士，在一段时期内甚至刻意为南士的仕进创造条件。在这一过程中，虽然南士付出了很多努力，但最终仍然在政争中受挫，以致形成了仕途上的南北天堑。
北方的一些汉族儒士尽管在关键时刻同南士存在隔阂和竞争，但与南士共同语言较多，一般情况下尚能保持友好关系。至于吏员出身的北方汉官，则会对南士更为排斥。赵孟頫初入朝廷时所受到的排挤，他与耶律中丞、参议高明、刑部郎中杨某等人的龃龉即可为证。桑哥败后，以往对南士持排斥态度的北方官员趁此机会大做文章，本来就属“后至之臣”的南士，此时的处境尤为艰难。完全把希望寄托在年事已高、且不能完全坚持主见的忽必烈身上，是危险的，忽必烈“数有意大用”赵孟頫，而赵却“自惟若进处要地，必为人所忌，故辄逊辞”。桑哥事件不仅仅打击了在朝的一批南士，而且影响到整个南士群体的政治前景，由于原任职中央的南士被排挤出中枢机构，朝中无人，南士很难再有上升的机会了。一个有趣的现象是，这一时期南士对叶李的痛斥，称荐举桑哥，罪大恶极，“宜斩叶李以谢天下”，北方人都没有表现出这样激烈的态度。桑哥倒台，南士受到连累，仕途受阻，因而迁怒于与桑哥关系密切的叶李。
在大都如此恶劣的从政环境下，赵孟頫看起来跟各方的关系都不错，在人际关系的处理上，赵孟頫也算得上是长袖善舞。赵孟頫很早就以书画闻名，这也成为他与北方诸臣交往的主要媒介。在至元二十四年（1287）以前，江南地区已逐渐形成了一个由北方汉人儒官以及当地南士所组成的文人圈，他们游历湖山，吟诗作画，互相答赠。赵孟頫与很多北方儒士关系良好，尤与夹谷之奇、鲜于枢、张孔孙和李衎建立了友谊。在与桑哥妥善相处的同时，赵孟頫还积极地与其他重要蒙古、色目大臣交往。他与当时的平章政事阿鲁浑萨理，忽必烈亲信怯薛彻里、不忽木关系密切。不忽木与阿鲁浑萨理虽为色目人，但均受儒学影响较深，赵孟頫与他们有较多的共同语言。赵孟頫在北方社会仍以书画为介，努力地发展与一些著名文人学士的联系，并且取得了相当的成功。除了保持与旧友夹谷之奇等人的交好关系，他又新交结了一大批北方名士，尤其是田衍与赵孟頫一见如故，遂成莫逆之交。到京不久，赵孟頫便参加了一次规模较大的儒士聚会，讨论禅机，赠答诗文。这次聚会以及后来编纂的作品集称为“雪堂雅集”。这些莫逆之交在赵孟頫“力请补外”、济南受困之时，施以援手，发挥了关键作用。
元朝极其复杂的政治局面，长期南北对峙的文化隔膜，显然大大超出了赵孟頫出仕之初的预判，加之以宗室之子出仕的负罪感，让他心力交瘁，心灰意冷。至元二十九年赴济南上任前，他曾暂还吴兴，吟起了“多病相如巳倦游，思归张翰况逢秋……闲身却羡沙头鹭，飞去飞来百自由”的诗句，表达了失意思归的情绪。在济南任中，又寄诗给在京任官的田衍与宋渤：“道山仙府旧曾居，堕在尘埃意不舒。回首故人天上住，如何不寄半行书。”“乍可望尘迎使者，何堪据案棰疲民。济南虽有如渑酒，准拟愁中过一春。”强烈表现出失意以及对“天上”的怀念。
《致田师孟专遣急足帖》
赵孟頫在济南的生活并不如意，《元史》本传称：“佥廉访司事韦哈剌哈孙，素苛虐，以孟頫不能顺承其意，以事中之。”对此，赵孟頫甚为难堪，产生了“唯当避之”的念头。
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三希堂法帖刻本，中有赵孟頫的《致田师孟专遣急足帖》，这是一封地地道道的求救信：
孟頫顿首，师孟省郎仁弟足下。近专遣急足赍文书去，计程当已达。廿一日张舍人还省，又寄一书，此驿程当到速也。不肖自史总管南去，权管钱粮，中间凡有短少皆为整办，文簿一新。区区用心，自谓尽矣。而不知者听谗贼之言，反有疑于不肖。实是难堪，唯当避之而已，避之之道，又当以南去（注：浙西江东）为上，今幸得仲璋见辟，全望吾弟力为用心获遂所愿。（注：恳博陵及商公）没齿不忘。盛德临纸不胜。虔祷之至。鹿肉一脚奉纳，愧不能多。拙妇附致婶子夫人问礼不宣。孟頫顿首。十二月廿二日。
《致田师孟专遣急足帖》
从信中所记时间可知，赵孟頫给莫逆之交田衍（字师孟）连发了三札，其中后二札相距仅仅一天！这里的十二月廿二日，应为至元三十年（1293）底，赵孟頫以“谗贼”称之的人，就是那个佥廉访司事韦哈剌哈孙。他在与田衍的书信中说：“避之之道，又当以南去为上（原注：浙西江东）……全望吾弟力为用心。”很明显，赵孟頫是希望田衍努力为自己争取一个江南故里浙西江东的官职，以避开韦哈剌哈孙的刁难。
《致田师孟专遣急足帖》
至元三十一年（1294）正月，忽必烈病卒，其孙成宗铁穆耳即位。《元史·成宗纪》称其“承天下混一之后，垂拱而治，可谓善于守成者”。元成宗发展了至元末期以来的保守趋势，元贞元年（1295）任命的中书省宰执十三人中，右丞相完泽为蒙古人，五名平章政事均为色目人，以下左右丞、参政共七人，中有五名汉人。忽必烈之后南人仕途不畅，史称“省台有汉人无南人”。南士“斥不用”的局面已经形成，南人作为“四等人制”中第四等级的地位也已奠定。在田衍等人的帮助下，元贞元年（1295），赵孟頫奉旨赴京修《世祖实录》，但“未几，归里”，赵孟頫自己则在《先侍郎阡表》说得很清楚，“自济南罢官归里”。
赵孟頫仕途的起点不低，至元二十四年（1287）六月起，任奉训大夫、兵部郎中，三十四岁时官居从五品。至元二十九年（1292）正月，外放济南时，进朝列大夫、同知济南路总管府事，三十九岁时官居从四品。成宗在位前期，赵基本上闲居在家，后来出任江浙儒学提举。一直到武宗至大二年（1309）七月，升中顺大夫、扬州路泰州尹兼劝农事，虽未到任，五十六岁的赵孟頫终于升至正四品。从三十九岁到五十六岁，整整十八年赵孟頫的官阶才升了半级，何来的“荣际五朝”。赵孟頫在武宗时重新被召入中央，担任文翰师儒之职，仁宗时做到从一品的翰林学士承旨，但不过是负责“讨论古义，典司述作”，承担点缀文治的角色，已基本上没有机会再参与朝政了。仁宗最赏识赵孟頫，七个好似乎把他夸上了天，但就没有一件言及赵自负的“经济之学”。
上博藏《归去来辞》局部，书于四十四岁
大德元年（1297）十二月八日的《归去来辞》卷，署款为“孟俯”
大德元年（1297）十二月八日的《归去来辞》卷，赵的署款为“孟俯”，“俯字，观者多疑之”。其实，此后不久的大德元年闰十二月十四日，赵还书写一件陶渊明的作品《与子俨等疏》，署款也是“孟俯”。“俯”字其实意味深长，两件作品同一时期又都是书陶渊明的文章，同一署款格式，与他这一时期经历与心绪关联密切。赵孟頫的《述怀》诗云：
我性真且率，不知恒怒嗔。俯仰欲从俗，夏畦同苦辛。
以此甘弃置，筑屋龟溪滨。西与长松友，东将脩竹邻。
桃李粗罗列，梅柳亦清新。渐与市朝远，颇觉渔樵亲。
自谓独往意，白首无缁磷。安知承嘉惠，再踏京华尘。
京华人所慕，宜富不宜贫。严郑不可作，兹怀向谁陈。
日本早稻田大学藏赵孟頫《陶渊明像传》长卷之《解印绶去职，先生年四十二》
“从俗浮沉，与时俯仰”出自汉司马迁《报任少卿书》。“俯”字暗含着俯首躬耕，终老田园，终日与松竹为伍的理想。赵孟頫镜容“钹笠冠”像上的《岁晚偶成》诗，书于大德二年（1298）正月初七日，亦是上述两件“孟俯”款的同期作品，前后相差不过半月，“新年弃官”“百无拘系”表达的意愿也是十分清晰的。赵孟頫在致南谷尊师杜道坚的信札中有详细解释，“新岁二日，忽路家遣吏见请，三日急回城中，乃蒙隆福有书经之召”，其时“政拟卜筑溪上，以为终老之计，而情愿未遂，极令人彷徨”，透露出对隐居意愿未遂的无奈。他在《奉隆福召命赴都过德清别业》一诗则直叹：“苦被虚名累，未得遂高栖。”
《不闻动静札》
《便过德清札》
上海博物馆藏《民瞻十札》之《不闻动静札》和《便过德清札》，分别作于大德三年（1299）一月和二月。从二帖中我们欣见赵孟頫的愿望终得所偿。赵孟頫在《不闻动静札》说：“孟頫只留德清山中，终日与松竹为伍，无复一豪荣进之意。若民瞻来杭州，能辍半日暇，便可来小斋一游观也。”在《便过德清札》说：“孟頫自去岁便过德清，盖三间小屋，滞留者三月。……或旆从过杭，千万一到龟溪为望。”“山中”“松竹”“三间小屋”“龟溪”，与赵孟頫此前的规划蓝图无不相合，向往中的山隐生活似乎开始实现了。赵孟頫于大德三年（1299）八月以高行低，出任江浙等处儒学提举，也是远离了政务财务，不用再为文簿钱粮杯弓蛇影。大德四年（1300），戴表元《紫芝亭记》中的一段文字也提及了赵孟頫隐居德清之事：“集贤直学士赵君之隐居在德清龙洞山之阳……山逆溪回遡而上者二十里。”
《舟从枉顾帖》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舟从枉顾帖》所述的正是这段生活，赵孟頫对“三间小屋”继续营葺，“花、竹、戴胜已得许诺”，谋划种竹养鸟，又广泛邀访亲朋好友。故宫博物院藏《幽篁戴胜图》《违远帖》与《自写小像》以及广东省博物馆藏《陋室铭》等作品可能都是在这一背景下创作的。由此观之，《自写小像》正是“只留德清山中，终日与松竹为伍，无复一豪荣进之意”时所画，而画中的修竹清流正与赵孟頫向往并实施的隐居生活相印证。难怪宋濂不问可知那“须眉活动，风神消散……望之使人尘虑销铄”之人便是赵文敏公。
赵孟頫《陋室铭》卷，行书，共19行，计86字，广东省博物馆藏
赵孟頫《自写小像》，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入朝为官的艰难处境使得赵孟頫更加怀念在家乡隐居的悠闲时光，进而表达自己归隐山林的心情。南人在朝廷中地位完全丧失，赵孟頫感到自己就像身陷囹圄。残酷的政治斗争使他心惊胆战。早在至元二十七年（1290），赵孟頫就在《寄鲜于伯机》中感叹道：“廊庙不乏才，江湖多隐沦。之子称吏隐，才高非众邻。脱身轩冕场，筑屋西湖滨。开轩弄玉琴，临池书练裙。雷文粲周鼎，《鹿鸣》娱嘉宾。图书左右列，花竹自清新。赋崩麦鲍谢，往往绝埃尘。我生少寡谐，一见夙昔亲。误落尘网中，四度京华春。泽雉叹畜樊，白鸥谁能驯？”在《赠相士》中，他说：“江南春暖水生烟，何日投闲苕水边？买经相牛亦不恶，还与老农治废田。”在《次韵左辖相公奉寄行台中丞徐公》中，他说：“尽日沉迷簿领书，何时重得赋闲居？已无梦想悬金印，岂有文章到石渠！白发故人霜柏在，黄尘游子断蓬如。旧游忆在吴兴日，自采溪毛脍白鱼。”“适俗固所愿，违己良足忧。感子赠言意，再拜涕泗流。安得骑麒麟，从子以远游”（《奉酬戴帅初架阁见赠》），“我今素发飒以白，宦途久矣思归耕”（《赠张彦古》），“骑驴渺渺入荒城，积水空林坐自清。政使不容投劾去，也胜尘土负平生”（《题东野平陵图》），都强烈地表达了赵孟頫仕宦生活的无奈以及对隐逸生活的向往。他和妻子管道昇对答的《渔父词》也表达了对隐居生活的向往。管道昇的一句：“人生贵极是王侯，浮利浮名不自由。争得似，一扁舟，弄月吟风归去休。”清晰地描摹出了他们在大都生活的心理状态，更将这种想要隐逸山林的感情表达得淋漓尽致。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赵孟頫《渊明归去来辞图》
《送李元让赴行台治书侍御史》诗云：“骢马只今登宪府，白鸥何日傍沧洲？别离不似今朝恶，南望令人生白头。”表达了其精神上承受的巨大痛苦和无可奈何的追忆心态。他在写给弟弟赵孟籲诗中云：“岁云暮矣役车休，蟋蟀在堂增客愁。少年风月悲清夜，故国山川入素秋。佳菊已开催节物，扁舟欲买访林丘。从今放浪形骸外，何处人间有悔尤！”表达了对故国山川的思念以及对潇洒畅快的隐居生活的憧憬。《部中暮归寄周公谨》诗云：“三年谩仕尚书郎，梦寐无时不故乡。输与钱唐周老子，浩然斋里坐焚香。”也表达了赵孟頫对故乡的思念和对内心安宁的渴望。赵孟頫诗词中还有大量这样剖白心迹的诗句：“我生悠悠者，何日遂归耕”，“何年从此老，辟谷隐云林”，“余不溪上扁舟好，何日归休理钓蓑”，“官府簿书何日了？田园归计有时成”，“何当乞身归故里，图书堆里消残年”，“何时共买扁舟去，看钓寒波缩项鱼”，“何当便理南归棹，呼酒登楼看弁山”，“何当从子东南去，扫地焚香昼掩关”，“何当与子扁舟去，共挽清溪浣客衣”，“几时归去卧云林，万壑松风韵笙磬”。这些诗句都表达了一种迫切想要回乡隐居的情绪，“何日”“何当”表达了自己想要回乡隐居却无法挣脱现实束缚的迷茫与无奈。
一生处于归隐与出仕两难之中的赵孟頫，将自己的精神家园寄托于诗文书画之中，赵孟頫独特的心路历程，在其传世的诗文书画艺术可以得到充分反映。在封赠赵孟頫的《谥文》中，元朝统治者说得很直接：“非世皇有公平广大之度，则无以网罗胜国之贤；非公有博雅渊深之学，则不能藻饰太平之美。”对这一点的认知，赵孟頫是在经历了桑哥事件、济南受困之后才慢慢醒悟过来的。一旦明白过来，赵孟頫就变得很果决，毅然放弃了志于道，主动选择了游于艺。从四十二岁后，赵孟頫每次还家，都非朝廷诏令不还。当然他也明白自己是元朝廷用以“藻饰太平之美”的主要对象，“自知世事都无补，无奈君恩不许归”，这一辈子都很难摆脱牢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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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湖州发布
制图：张驰虹编辑：陈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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